包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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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

  近千年來,包公在曆代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剛正不阿,爲民請命的包青天。今天,包公的形象仍然活躍于戲曲、小說和民間傳說裏。

  官場生涯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鹹平二年(999年)。在《鍘包勉》和《包公賠情》等 戲曲裏,說包拯從小受父母遺棄,由包拯大嫂帶養成人,這不符合曆史實際。事實上,包拯的幼少年時代,深受父母寵愛和教養。包拯長大後,也極爲孝順父母。與包拯同時代的歐陽修,曾經彈劾包拯“素少學問”。這裏的“學問”,主要不是指讀書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歐陽修其實不是貶低包拯,而是認爲包拯“少有孝行,聞于鄉裏;晚有直節,著在朝廷”,應該給他以 更合適、恰當的官職。 包拯的青少年時代,也曾刻苦讀書,所以在他二十九歲時,終于考中了進士甲科。按照宋朝規定,考取進士之後,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縣(今江西水修)任職。但包拯認爲父母親年事已高,應該盡孝奉養雙親,因而請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縣) 做官。但是,父母親希望兒子在自己身邊,包拯便決定辭職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雙親去世,包拯守喪期滿,仍不想離開故土。當時,這種封建孝道,受到家鄉人的稱道。近年,安徽合肥發現了一塊包拯爲父親包令儀立的神道碑。碑上陰刻篆書“宋故贈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貴文物,又是他力盡孝道的見證。

  由于家鄉父老的勸告,包拯才離開家鄉,離開父母靈地,到天長縣(今安徽天長)任知縣。這時,包拯已是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廣東肇慶)。端州出産一種有名的硯台,叫端硯。端硯每年要向朝廷進貢。由于當地官吏和豪紳等層層加碼克扣,端硯的産量雖多,卻變成了百姓的沉重負擔。包拯下令豪強官吏,不得貪汙,只能按規定數量,向朝廷進貢。而他自己,直到離開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硯。

  或許由于包拯這種鐵面無私的性格,被大臣們賞識,所以朝廷于慶曆三年(1043年)將包拯調到首都開封。這是自從進京考試之後,包拯第二次來到京城。包拯被任命爲監察禦史。當時,監察禦史雖然沒有多大實權,但對包拯來講,卻十分重要。這是因爲,從此包拯可以直接參與朝政,並且可以對于朝廷各個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議。實際上,包拯在任監察禦史期間,確實對北宋的內政外交,提出過許多批評和改進辦法,並且還曾出使契丹(遼國),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慶曆六年(1046年)夏,包拯調任爲三司戶部判官。當時的三司是中央財政機構,戶部掌管全國戶口、兩稅等,戶部判官協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後擔任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轉運使負責一路(相當于省)的財政、監察等行政事務。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視體察民情,要求朝廷讓百姓休養生息而安居樂業.兩年之後,包拯被召回開封,提升爲戶部副使。在此期間,他曾前往河北解決軍糧問題,又曾到陝西解決運城(今屬山西)鹽業問題。在河北,他奏請用作養馬的田地,還給地方和農民。在運城,他改革鹽稅法令,以便利于商販經營鹽業。

  出色的工作,利國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爲天章閣待制、知谏院。天章閣是存放朝廷圖書文獻的地方,待制之銜,有名而無權。包拯又叫包待制,不過是對他的尊稱。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職,卻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務是向皇帝進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間,不但對橫行不法的權臣屢次抨擊,而且對時政的許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議。可惜的是,兩年之後,包拯改命爲龍圖閣直學士,這也是個虛銜(從此人們又稱他爲包龍圖),並且又一次離開京城,到河北、廬州、池州(今安徽貴池),江甯(今江蘇江甯) 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開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等官職,上升爲當時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樞密副使,相當于副宰相之職。但是,年過六旬的包拯,這時已經夕陽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開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後一別,追認他爲禮部尚書,賜谥“孝肅”,所以包拯死後又叫包孝肅。他晚年在家裏立了一塊石碑,上刻《戒廉家訓》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非吾子若孫也。"他的事迹長期流傳民間,過去小說、戲曲多取爲題材。元雜劇已有《陳州粜米》等作品。以後流傳日廣,形成豐富的傳說。遺著有《包孝肅奏議》。

  主張改革

  包拯所處的仁宗時代,已經不象宋初那樣生氣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費成爲當時的三大災害,老百姓的負擔加重,各地出現了士兵暴動和農民起義。面對這樣的形勢,包拯從憂國憂民出發,主張對時政進行整頓和改革。應當說,包拯的改革主張,其目的是爲了鞏固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但從客觀效果上看,卻有利于當時的下層人民.包拯之所以爲天下百姓所愛戴,原因就在這裏。

  北宋龐大的官僚機構,冗官成災,包拯認爲必須加以整頓和革新。他不但主張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議提拔“奮不顧身,孜孜于國”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彈劾“苛政暴斂”的轉運使王逵,而且不畏風險,力主將皇帝的親戚,“凡庸之人”張堯佐免去要職。在包拯看來,“在政府無所建明”的平庸之輩,不論其官職有多大,都必須下台。他曾建議改革選人、用人制度。他主張官員年到七十歲必須離職。他揭露不願離職的官僚,是不知廉駐,“貪冒相尚,但顧子孫之計”。他主張不能任意封官許願,即使是恩賜即由父親的功勞而錄用的子孫,也要通過考試。這些,都是爲了解決冗官問題。包拯其實並不反對範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新政失敗,許多官員受到處分,包拯全力爲這些敢作敢爲的官員嗚不平,主張起用他們。

  在經濟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張壓縮開支,另一方面又主張不能苛剝平民。當時有一種政策,由政府向城鎮百姓強行購買國家需要的物資,價格比市場價格低。這就成了剝削民衆的一種手段。包拯堅決反對這種害民政策。他列舉陝西強購軍用物資的危害,“前後人戶破藹家産不少”,因而要求廢除這種辦法。包拯建議,國家急需物資應該“置場收買”,以公平的價格,自由收購。這一建議,無論對減輕百姓負擔,還是對商品流通和商品生産,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運城解鹽問題,也是由于包拯極力支持改革,使解鹽的生産與銷售,由原來官方壟斷,改革爲允許商人買賣。這一改革,不僅解除了百姓爲政府搬運官鹽之苦,而且同樣有利于食鹽的流通.沈括稱贊這種“通商法”,“行之幾十年,至今以爲利,”此外,包拯還曾主張方田均稅,即丈量地主豪強的土地,防止他們漏稅逃役。他還曾鼓勵民間采礦煉鐵等等。可見,包拯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改革,目的在于“寬國利民”。

  在宋朝的國防和對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樣主張民富國強,改善邊防措施,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尊嚴。他在出使遼國時,遼國刁難他,他義正詞嚴地據理力爭,不卑不亢。回國後,他立即將在遼國的所見所聞,報告朝廷。他說,遼國在山西北部集結兵馬,聚集糧草,其意圖不可不防。他建議,一定要加強山西宋遼邊境的 代州(代縣)、應州(應縣)、雁門關一帶的戰備,以前,遼國蠶食邊境領土,是由于邊防之臣膽小怕事,不敢對抗,如今應該下令邊臣,讓其嚴加防守,不能丟失一寸土地.另外,原來這裏的守將,在軍事上是外行,現在必須派懂得軍事的人去領導指揮。朝廷采納了包拯的意見,加強河北,山西的防衛.更重要的是,包拯對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減“老病冗弱”的主張,以利于訓練及加強戰鬥力。同時,他還提出加強邊境民間義勇的訓練。宋朝將士經常調動,以防武將專權,但造成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弊病。包拯認爲要改變這種政策,使將官有職有權,不要輕易調動。可貴的是,包拯建議加強國防與軍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負擔爲前提。當時中原地區,尤其是河北、山西的農民,苦于運送軍糧,包拯曾提出,在豐收之年,可以購買當地農民糧食,儲備起來,作今後軍糧,減少運輸困難。 包拯之主張改革朝政以利國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礎的。他始終認爲,普通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過了,不受貪官酷吏欺壓了,國家才能富強和太平無事。如果過分榨取,使天下蒼生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那麽,不但國家不能富強,而且會造成官逼民反,動搖封建統治.他之所以主張改革,成爲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淵源就在于此.盡管包拯的出發點和動機,是爲了宋朝天下的長治久安,而不是全然爲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對被剝削者盡情欺壓的“貪官”來,無論對社會,還是對人民,總要好得多.那種認爲清官比貪官更狡猾,對老百姓更有害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剛正不阿

  一個人的功過曆史,要用自己的行動來譜寫。一旦自己的行爲被實踐證明對社會、對人民有功有利,那麽,人民終究會給他以恰當的評價.這評價,恐怕不會以一些暫時的貶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拯爲人民所歌頌與懷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實踐,有利于社會與人民。這實踐,不僅是由于他爲當時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個人的道德品質,確實有不少同時代人,甚至後來人難以企及之處。

  首先,他爲人剛直,既不兩面三刀,更不會搞陰謀.他從不趨炎附勢,看顔色行事,更不說大話,假話。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諱,不怕冒犯皇帝.爲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直谏,公開對皇帝說,我已經老了,而且沒有兒子,如果認爲我說得不對,也不要緊,反正不是爲了自己想升官發財.幸而宋仁宗倒也過得去,沒有處理包拯,反而說,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說,宮內的親信宦官,權力太大,待遇太多,應該精簡人員和開支.這當然要得罪皇帝的親信左右,招來不測之禍。還好,皇帝說,“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包拯總算碰上了一位比較開明的宋仁宗。否則,早巳人頭落地了。這種剛正不阿的大無畏氣概,使當時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義感的臣僚,對包拯都很欽佩。歐陽修就欽佩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時甚至不顧有關規定和禮節,當面斥問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們下不來台。歐陽修不贊成包拯這種作法,認爲包拯剛直有余,“思慮不熟”。其實,因循守舊、無所視事的宋仁宗時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這樣的人。這對于糾正時弊,總有好處。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終究認爲包拯不夠理想,沒有提拔他當參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職。 包拯剛直,卻並不主觀武斷.他既善于調查研究,又樂于聽取別人的意見.他的臉上很少有笑容,但當別人指出他的錯誤時,卻能虛心接受。所以司馬光稱道他“剛而不複,此人所難也”。

  其次,他大公無私,不謀私利。他一生儉樸,即使是當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習慣,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經寫過一則家訓,刻在家中壁上.家訓的全文是:“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殁之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就是說,包拯嚴厲要求後代不貪不好,不要欺負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麽,就不是包家子孫,死了之後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墳。這一著名的家訓,體現了包拯不謀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這種情操,並不是包拯故意做出來,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動准則.早在廬州家鄉做官時,包拯就以無私而遠近聞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親戚鄉裏都很高興,認爲從此有了靠山.然而,鐵面無私的包拯秉公辦事,即使是自己的親戚犯了法,他也是執法如山.這樣,包青天的名聲大震,包拯死後,其威名傳播四方,有一個官員,是少數民族,歸顧了宋朝。這個官員對宋神宗說,我聽說包拯是忠臣,我沒有別的要求,請准許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將他改姓名爲包順,傳說邊境士兵搶了一位婦女。那位婦女急了,說自己是包拯的孫女。那婦女病了,有一個巫女聽說之後,裝模作樣地折騰一番,便大罵是誰欺侮了我的孫女,並且要限十天之內將那婦女放了。人們認爲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頭跪拜之後,立即將那婦女放了。

  維護法制

  在小說、戲曲中,黑包公是法律與正義的典型形象。這是由曆史上的包拯演化、創作出來的藝術形象。不過,曆史上的包拯確實愛民如子,不畏權貴,執法嚴明,因而博得當時和後代人民的頌揚,把他作爲受苦受難的救世主。包拯嚴明法紀,當然是爲了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維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衆的領袖,反抗封建統治的先鋒。但是,在封建社會裏,統治階級中有遠見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認識到,對于人民群衆,應該愛護,不要對他們橫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辦事,對百姓任意欺壓。否則,其結果必然反過來動搖甚至摧毀封建王朝的統治,因而從根本上來說,暴政顯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這樣的人.他之所以爲人們千古傳頌,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執法行動,符合人民群衆的要求與願望.比起貪贓枉法來,兩袖清風,依法辦事 總要好一些,對廣大人民有利些。

  盡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個被欺壓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狀還是難于上青天。不但手續很多,而且根本見不到官員的面.這樣,官吏豪強狼狽爲奸,既可以敲詐勒索,又可以將法律作兒戲。

  包拯在開封府任職時,作出了新的規定:大開正門,凡是告狀的,都可以進去直接見官,直接面陳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攔刁難.不要以爲這是一件小事.無論從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講,還是從有助于審理案件上講,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改革。這改革,在我國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進步意義。包拯辦案,有兩個特點,一是不怕權勢,二是爲民申冤。兩者結合起來,便是包公。不怕權勢,敢于頂風辦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錯綜複雜的關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權的繩索,把官僚、貴族、豪紳、惡霸們聯系在一起。要沖破這個已經編織好的、保護地主貴族利益的網絡,談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難而上,以不怕身敗名裂的勇氣,使得“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這裏舉一個突出的例子。

  開封城裏有一條惠民河,河的兩岸,既有平民住著,也有達官貴人的住宅。包拯任開封府尹時,天下大雨,河水泛濫,淹沒街道,使許多平民無家可歸.是什麽原因造成了泛濫成災呢?包拯經過調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貴族們在河上築起了堤壩,將壩內的水面據爲已有,種花養魚,並且同自己的住宅連在了一塊,成了水上花園.因此,要爲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將這些堤壩挖掉,挖掉堤壩,沖走水上花園,貴族們能答應嗎?包拯畫了地圖,拿了有關證據,下令將所有堤壩與花園拆毀。有人自恃權大位顯,告到宋仁宗那裏。包拯拿出證據,證明他們非法建造水上花園。這樣,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能爲皇親貴戚們說話了。包拯不畏權勢,反對以權代法,客觀上維護了人民的利益.也還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社會上的一批無賴,偷盜者,這些人雖無權勢,卻同樣危害人民。包拯對他們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開封的一條小街上發生火災。有些無賴竟然戲弄起包拯來。他們追到包拯面前,問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還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現在要來破壞救火工作,下令把他們統統殺了。

  早在天長縣時,包拯就處理過一件偷牛案.有一個無賴,將農家的牛舌割掉了.農民告到官府,包拯對那農民說,你回家把牛宰殺吃了。那農民真的回家把牛殺了。宋代法律規定,擅殺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個無賴到縣裏,控告那農民殺牛。包拯大怒,立即審問那無賴,你爲什麽把人家的牛舌割了。無賴只得招供,並且暗自吃驚:你包拯怎麽會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實,包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斷:既然有人要害別人,那麽別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機告狀,所以包拯叫農人幹脆把牛殺了,以引誘割牛舌者來告狀。

  打擊權貴與罪犯,維護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減輕農民負擔。包拯任監察禦史時,曾出現過一件怪事;轉運使王逵,向皇帝告狀,告的是陳州(今屬河南省) 地方官任中師苛剝農民,多收錢糧。在當時人心目中,任中師廉潔,王逵貪卑,這是否是惡人先告狀?所以要派人去調查。許多人都畏懼王逵的權勢,不願前往。包拯爲弄清真相,爲民除害,毅然來到陳州,經過調查,並且掌握了證據,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報告,向農民任意搜括,引起農民不滿與無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將王逵撤職,將多收錢糧還給農民。戲曲《陳州放糧》,就是依據包拯這一事迹,加以渲染、虛構而成的。包拯辦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當時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衆更把包公傳爲救世主。他們說:“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關節就是打通關節,如果你找不到打通關節的路,也不要著急,因爲有包拯替我們做主。不過,包拯是人而不是神。盡管他辦案注重調查研究,重證據,但他也有失誤的時候。在開封府時,有一個囚犯買通了執法吏人。吏人欺騙了包拯,讓囚犯從輕發落了。這說明包拯也可能犯錯誤,並且勇于改正錯誤。

  曆史上的包拯,不愧爲值得肯定與歌頌的政治家、改革家與律專家。他爲民請命的一生,將永遠使人懷念。

清心爲治本 直道是身謀

  包拯在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十一月至慶曆六年(1046年)春季,擔當監察禦史一職。這期間,他提出了許多整頓國家行政秩序的建議,勇于揭露貪官汙吏的違法行爲。茲據《包拯集編年校補》(黃山書社1989年版)、《宋史·包拯傳》等史料,將包拯擔任監察禦史期間的業績擇要介紹如下:

  敢于叫停皇帝欽定的工程項目

  宋仁宗趙祯執政時期,京都汴梁城(今河南開封)的朝陽門外,有一座宏偉的道觀——上清宮,是朝廷花費了大量錢財和人力,用了六七年時間建造的,裏面供奉著仁宗的父親真宗趙恒的靈牌和畫像,這顯示了上清宮不同于其它道觀的特殊地位。

  慶曆三年(1043年)十一月二日,上清宮因失火被燒毀。宋仁宗打算重修上清宮,以繼續供奉先帝的靈牌和畫像,安置失所的道士。面對這一正在規劃中的勞民傷財的工程項目,包拯向宋仁宗呈送專題報告,建議撤銷該項目。包拯說:現在國家財力還未充實,邊境不安甯時有戰事,怎麽可以先辦理重建上清宮這些無關緊要的事務呢?應該“勵精治道,謹修人事”——致力于治國的大政方針,謹慎地抓好安民的事情。包拯希望宋仁宗推行仁慈的治國方針,憐憫疲憊不堪的百姓,使他們能夠休養生息,不要因爲重修上清宮給百姓在人力、物力方面造成沉重負擔。同時,包拯提出將宋真宗的靈牌和畫像轉移到京城內同樣規模的道觀景靈宮或會靈觀供奉,這樣做既維護了皇家的禮儀,又節省了開支。在這份專題報告的末尾,包拯希望宋仁宗以皇帝的名義下發一個文件,明確告訴朝廷官員和全國的老百姓,不再搞修建上清宮的土木工程了,以便安定民心。宋仁宗采納了包拯的建議,下令將上清宮原址改做軍營,砍掉了勞民傷財的建設工程。

  查處稅收征管中存在的違法行爲

  慶曆四年(1044年),包拯通過對稅收征管的調查了解到:京城汴梁附近的陳州(今河南淮陽)由于遭受自然災害,當地農作物歉收。到了征收夏稅的時候,陳州知州任師中報請朝廷批准,將原先夏稅征收的大麥、小麥等農産品改爲折價征收現錢。這個征稅的變通辦法,乍一看是可行的,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然而在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坑害百姓的行爲。按照當時當地的市場價格,大麥、小麥每鬥價值五十文,陳州官府卻折價爲每鬥一百文,外加運輸費二十文,再加損耗二十文,共計爲一百四十文,使老百姓平白無故地增加了近兩倍的稅款。本來就是災荒之年,遭遇陳州官府如此橫征暴斂,老百姓哪裏有這麽多錢納稅呢?包拯爲此寫了調查報告《請免陳州添折見錢》,將此稅收違法行爲報告給朝廷。在報告中包拯建議朝廷下發文件,命令陳州官府立即依照農産品市場價格折算稅款,並且允許老百姓自主選擇是交納現錢還是交納農産品。同時提請朝廷對陳州附近的受災州縣進行審查,防止像陳州官府這樣變相多征稅款的行爲發生。

  隨後,包拯在調查中又發現,江淮、兩浙各州縣在征收夏稅時也存在與陳州類似的做法,借著以農産品折合現錢而多征稅。雖然宋仁宗已經下诏,要求夏稅交納農作物還是折合現錢交納允許納稅人自主選擇,但是江淮、兩浙各州縣並不遵奉朝廷的旨意,依舊強行以高于農作物價值兩倍的價格征收現錢,不准許老百姓用農作物交納夏稅。由于官府征稅時只收現錢,不收農作物,因此農作物就更加不值錢了,更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面對如此違法征稅行爲,包拯以《請免江淮兩浙折變》爲題,連續向宋仁宗遞交了四份專題報告。包拯在如實彙報了官府非法征稅有關事實後,指出了這樣加重賦稅的嚴重後果:貧窮的人家,由于交納不起稅款,必然要逃亡,這些逃亡的農民,年老有病的經受不住奔波勞頓而死亡,身體強壯的就會造反起義。這樣不僅使社會動蕩不安,而且農田裏也會缺少勞動力,最終要影響國家稅收。同時,包拯也提出了遏制非法征稅的辦法,那就是迅速派遣官員對江淮、兩浙各州縣夏稅征收情況進行調查,糾正強行征收現錢的違法行爲,避免老百姓流浪逃亡。包拯主張減輕賦稅,使老百姓安居樂業,體現了他以民爲本的治國策略。包拯的專題報告,受到了朝廷的重視,宋仁宗下達命令,對稅收征管中的違法行爲進行了糾正。

  連續七次彈劾酷吏王逵

  包拯疾惡如仇,最恨的就是貪官酷吏。慶曆年間,當任荊湖南路(“路”是介于中央朝廷與各州之間的行政區劃,相當于現在的“省”)轉運使的王逵,違法向轄區老百姓征調幾十年的勞役,並且將勞役折合成現錢,命令老百姓交納。這分明是借征調勞役之名,行橫征暴斂之實。荊湖南路下屬的潭州(今湖南長沙)七百余戶人家爲了交納苛捐雜稅,變賣家産,甚至賣兒賣女。荊湖南路下屬的其他各州,也都像潭州這樣,老百姓在沉重的稅賦重壓之下傾家蕩産,含冤屈死和流離失所的人不計其數。通過使用違法手段,王逵搜刮民財三十萬缗,然後以超額完成稅收的名目上交朝廷,以求引起朝廷的重視,爲升官晉爵創造條件。一些正直的官員向朝廷告發王逵的違法行爲,宋仁宗下令將王逵降職爲池州知州。

  王逵在知州任上沒待多長時間,又被提拔爲江西轉運使。王逵到了江西之後,依舊實施嚴刑酷法,橫征暴斂,魚肉百姓,迫害下屬官員,江西的官吏和老百姓有冤無處告。爲此包拯第一次上書彈劾王逵,要求朝廷處分他。朝廷下達的處理決定是:王逵一案交給江西提刑司辦理。得知這樣的結果後,包拯第二次上書彈劾王逵。包拯說:江西提刑司與江西轉運使司是同一地區的兩個關聯官署,將轉運使王逵交由提刑司處理,難道沒有徇私之弊嗎?恐怕江西提刑司未必能夠按照朝廷的指示來辦理此案。這次,朝廷未對包拯的上書給予回應。

  當時江西提刑司提點刑獄官李道甯調任泸州知州,新任命的提點刑獄官高良夫還未到任,由江西轉運使王逵兼管江西提刑司事務。于是王逵就利用職權,進行殘酷的報複。他懷疑前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卞鹹到京城揭發了他的殘虐行徑,就制造冤獄,逮捕了卞鹹,被牽連抓起來的平民有數百人之多。京城和地方的人們,對此無不義憤填膺。包拯通過調查了解獲取實情,第三次上書彈劾王逵,要求朝廷追究其違法行爲。在包拯的一再追查之下,朝廷將王逵降職爲徐州知州。

  王逵與當時的執政大臣有舊交,朝裏有人好做官,沒過多久又被提拔爲淮南轉運使。對此包拯異常氣憤,連續四次上書彈劾王逵,包拯認爲:王逵殘暴成性,難以改正,贓濫不法,俱有實狀,堅決不能把老百姓和官員交給這樣的人管轄,任其肆意殘害。同時,包拯還對執政大臣提出了批評:執政大臣本應當爲國家推舉有才能和品質優秀的官員,斥退殘暴不法的官員,然而卻不顧輿論,頑固地任用酷吏,這樣做對王逵來說是幸運的,對一方百姓和官員則是不幸的。

  因爲包拯前後七次上書要求懲處王逵,言辭激烈且有真憑實據,以致輿論洶洶,朝野深爲震動。最後,仁宗無可奈何,迫于輿論壓力,只好罷免王逵的轉運使職務,诏令予以依法懲治。(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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